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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通儒饒宗頤:初中肄業自學成才,錢鐘書稱其“曠世奇才”

信息來源:南方都市報作者:
發表時間: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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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潮州首富之子,卻選擇孤獨求學路,自學成為一代宗師。
    他達古通今,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書畫金石,無一不精;學貫東西,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臘楔形、楚漢簡帛,無一不曉。
    錢鐘書稱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說他是“心目中的大師”,金庸說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昨日(2月6日)凌晨,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在香港逝世,享年101歲。
    他的多位故友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一代通儒就此遠去,一顆巨星就此隕落。

    首富之子
    躲進書樓孤獨向學的潮州公子
    1917年8月,饒宗頤生于廣東潮安儒商這家。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深厚。父親饒鍔早年畢業于上海法政學院,曾任進步報紙主筆,后來在家鄉建起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父親為他取名“宗頤”,便是期望他師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頤。
    “天嘯樓”藏書數萬冊,饒宗頤自幼便誦讀經史、文賦、詩詞,盡享閱讀樂趣;兩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及畫作,更為他習書作畫創設了有利條件。
    饒宗頤曾在《選堂清談錄》里自述:“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于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 孤獨 ,母親在我二歲時因病去世,從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里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饒宗頤認為,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成學問,“開竅”十分重要。“從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嘯樓讀書,家藏十萬部書,我究竟讀了多少,現在無法想起。這樣一來,上正規學校反成為 副業 ,我總覺得學校里老師講的,我早已知道。還有我喜歡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家學正適應我的學習特點,不上學也變成順其自然之事,父親也同意了。”
    少年時期的廣泛涉獵,為饒宗頤奠定了堅實的學養基礎。1932年,父親病逝。饒宗頤開始繼承父親遺志,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
    1935年,中學肄業、19歲的饒宗頤應中山大學首任校長鄒魯之邀,被破格受聘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志藝文纂修。抗日戰爭爆發后,饒宗頤在中山大學出版了《潮州藝文志》,填補了潮州藝文領域系統的著作實錄的空白,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式著作。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
    廣東文獻學者、收藏家梁基永與饒宗頤是忘年交。他告訴南都記者,上世紀饒宗頤赴港定居前,曾將潮州老宅賣與一位華僑。幾年前,梁基永曾在朋友幫助下,進那處老宅拜訪,當時他用手機拍了很多照片,并在之后訪港時拿給饒宗頤看,“老宅保護得很好,幾乎還是當年的格局,饒公一張張地翻看,十分感動。其中有一張拍的是庭院里的月亮拱門,兩側有灰塑的對聯,盡管兩三個字已經剝落,但饒公還是一眼認出,指著對聯對我說, 這是我19歲時寫的 。”
    一代宗師
    中西融貫并世學人無第二
    饒宗頤博古通今、中西融貫,是一位罕見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治學領域涵蓋上古史、考古學、史學、中外關系史、古文字學、甲骨學、簡帛學、經術、文學、詞學、藝術等多個領域。在每個范疇中,饒宗頤都有自己的創見,為國學開創了不少新的蹊徑。
    饒宗頤出版的著作超過100種,藝術及展覽圖錄近百種之多,這些著作已成為20世紀學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歷任香港大學、法國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國耶魯大學、日本京都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和法國遠東學院院士等職,曾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授有“漢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漢學儒蓮獎”。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告訴南都記者,饒宗頤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與海外漢學家有過頻繁交往,加上他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對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可以說是達到駕輕就熟的境界,他精深的功底是現在的學者很難達到的。“饒公在甲骨文、金文、簡帛等領域都占有一席之地,找不到任何一個替代者”,沈建華說。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憲通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說,“饒宗頤是近千年來很少見的學者,不僅學術上有開拓有建樹,藝術上也取得很大造詣。”
    古人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而饒宗頤在古訓之上有“著等身書,寫各種畫”。饒宗頤自幼學習書畫,近年十分喜愛繪寫荷花,他筆下的荷花也素有“饒荷”的美稱。
    饒宗頤作書畫和題詞,落款最常見的用號是“選堂”,他曾解釋由來,“主要是我讀書喜歡《文選》,繪畫喜歡錢選(宋末元初著名畫家)”。
    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評價:“饒公的字和畫,都能在精微與廣大之中獲得巨大的情感、精神空間,體現人生與藝術的魅力。”
    “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季羨林曾盛贊饒宗頤,“涉及范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并世學人中并無第二人”。
    盡管各界贊譽有加,饒宗頤卻對大師等稱謂敬辭不受,他曾笑言:“呵,大師?我是大豬吧(潮汕話里 大師 與 大豬 諧音)。現在 大師 高帽滿天飛,太多了。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
饒宗頤曾說,他“不敢寫自傳,沒有可傳之處,一切還在追求中”。
    不老童心
    保持超凡脫塵的單純和自在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饒宗頤曾寫下廣為人知的詩句,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態度和追求。
    饒宗頤生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解釋,“ 萬古不磨 ,就是中國人講的 不朽 ,中國人講 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 自在 ,就是佛的狀態,像觀世音的心態; 中流 ,在水的一半,說明那種狀態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個波羅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佛教認為行者到達彼岸的無上法門),就是 我 同別人不一樣, 我 保持一種自在的心,是一種境界。”
盡管饒宗頤自謙“做到萬分之一都沒有”,但每個與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到他有一種超凡脫塵的“單純”和“自在”。

    沈建華告訴南都記者,她眼中的饒公有著非凡的學問和智慧,但也有與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饒公最難得的就是始終保持一顆童心,對任何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因如此,他才能每天筆耕不輟”,她說。

    沈建華說,在她看來,饒公是非常幽默、很俏皮的人。“他有空就在家里打坐,打坐就是練氣功。我曾經問他,你打坐時在想什么。他笑著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我閉眼的時候,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幾萬年、幾千里之外,此時我同天地融為一體。我已敲開了莊子的門。這個是饒公的心理世界,別人所不知道的,我眼里的饒公,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

    曾憲通也說,饒宗頤永遠像小孩一樣,永遠追求新的東西,對任何好奇的事物都要問個究竟找出結果,“大師有一顆不老的童心。”
    饒宗頤生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被問到有無座右銘,他思考了一下說,“就是做事不要太計較,多做一些對人有益處的事情吧”。
    故人懷念
    巨星隕落世間難再有通儒
    梁基永告訴南都記者,十多年前,他與饒宗頤在香港的一場古琴學術會議上相識,之后曾多次赴港拜訪、茶聚,“饒公友善、親和,具有長者風范,對學生、老友十分熱心。”

    梁基永說,每次相聚,他都會向饒公請教美術史等問題,對方總會很詳細地答疑解惑。“別看饒公當時已經九十多歲高齡,可記憶力非常強,談起美術史料、大家,如數家珍。饒公非常坦誠、實在,對自己不了解的問題,也會坦誠相告,明確說自己不懂,從不為了保全面子而兜圈子誆人。”
    2017年11月18日,由中國美術館、香港大學主辦,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承辦的《蓮蓮吉慶——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巡回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盡管年事已高,饒宗頤仍到場,并把4件(套)中國畫和6件(套)書法捐贈給國家。

    那也是沈建華最后一次見到饒宗頤。沈建華告訴南都記者,當天,瘦弱的饒宗頤坐在輪椅上,她上前與饒公握手,內心難過,“我隱隱擔憂,很怕這會是我們的最后一面。”
    沈建華1981年與饒宗頤在古文字年會相識,后一起編纂《甲骨文通檢》,并與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共事17年。
    在沈建華印象中,饒公一直精力充沛,對學術研究充滿熱誠。她至今記得,有一年春節,饒宗頤一大早打電話給她,讓她去圖書館幫忙查一個地名,“我說饒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我告訴他今天是大年初一,圖書館閉館。他說,糟了,我一寫東西就忘記了。所以饒公經常說, 我來不及看書,我來不及煩惱 ,這是他的名言。”
    饒宗頤的離去,讓沈建華深感痛心,“我們現在的學科分得越來越細,學術視野也走得越來越窄,現在的學者很難達到像饒公那樣融會貫通。”

    梁基永向南都記者表示,饒宗頤是一位通儒,“現在已經沒有通儒式的學者了。”
    2011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將1978年10月30日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017號小行星命名為“饒宗頤星”。曾憲通告訴南都記者,饒宗頤的離世,就像是巨星隕落。“但饒公的精神和碩果將永存,作為后人將沿著他開辟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廣東情緣

    一代國學宗師 潮州和廣東的驕傲

    饒宗頤與享有“嶺南詞宗”美譽的詹安泰教授曾相交數十載,結下深厚情誼。
    詹安泰教授的長子、中國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香港大學榮譽教授詹伯慧因父親與饒公的關系,也與饒公多有交往。
    詹伯慧對南都記者說,父親長饒宗頤15歲,饒宗頤又長自己15歲。“我們家兩代人與饒公交情很深。”他回憶,饒家書齋天嘯樓藏書十分豐富,自己五六歲時,就跟著父親去過藏書閣。
    “饒先生第一次上講臺,第一次到香港,都和我父親有關系”。詹伯慧回憶,當年父親在潮州韓山師范學院教書,一次生病需找人代課,就想到了翩翩少年饒宗頤。“學校一開始還不相信,結果這位潮州才子一鳴驚人,顯露了他那自學成才、出類拔萃的才華。”據悉當時饒宗頤代課講授訓詁學、諸子百家。
    1939年,詹安泰已受聘為中大中文系教授,經其舉薦,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占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云南澄江,饒宗頤決心前往云南。

    “當時戰火紛飛,我父親單身先期赴任,走前跟宗頤先生相約,請他隨后和我母親一起繞道惠州經香港再轉安南,取道滇越鐵路上昆明、澄江去找我父親”。孰料饒宗頤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詹伯慧說,此后饒公一直在香港,幾十年潛心學問,也開始了他與香港結下的大半輩子情緣。
    詹伯慧還記得,1979年12月,他尚在武漢大學任教。饒公應邀訪問湖北博物館鑒賞出土文物。“一下飛機就專程到武大找到我,非常關心,談如何搜集、整理我父親詩詞遺稿遺墨。”經饒公多方奔走,詹安泰詩詞遺作《鷦鷯巢詩、無盫詞》后在港影印刊行。
    “饒公始終謙遜待人,對于我們這些熟悉的晚輩,總是熱情親切,關愛有加。”退休后詹伯慧研練書法,饒宗頤得知還親自為其題詞“文士情懷——詹伯慧書法展”。詹伯慧透露,饒公老當益壯,精力充沛,100歲時還一直堅持寫字,2017年五六月份,饒公還堅持去法國參加相關學術活動。
    在詹伯慧看來,饒宗頤是學藝雙全的大師。在學術和藝術上都有很高的成就造詣,在學者中尤是難得。“這樣的大師,我想一兩百年都不容易出。”他認為,“饒公對潮州,對廣東,對中國,對世界都是貢獻很大,他是潮州、是廣東、是中國的驕傲。”

    19歲受聘中大 自言受中大濡染

    “中大90多年的歷史,饒先生跟中大就有80多年的因緣”。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所長、中大饒宗頤研究院執行院長陳偉武對南都記者說。他認為,饒先生做古文字研究很重要的特點之一,是不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他的目的很明確,通過了解古文字這一工具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文明。
    年僅19歲、中學肄業的饒宗頤應中山大學首任校長鄒魯之邀,受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職藝文纂修。
    當時中大廣東通志館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饒宗頤曾說,那段時間他幾乎將館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過一遍,留下深刻印象。跟隨饒宗頤30多年的學生、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鄭煒明曾介紹,在中大編纂地方志的這段經歷,對饒宗頤后來學問多面開花起到基礎性的影響。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1979年后,饒宗頤多次重返中山大學,并受聘為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和中大首任榮譽教授。
    饒宗頤一直關心中山大學的發展,中大校園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寶,比如永芳堂、陳寅恪故居匾額,以及豐盛堂內手書“芙蕖自潔、蘭若自芳”、為中山大學八十周年校慶題寫“嶺學輝光,開來繼往”等。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學將“陳寅恪獎”頒給饒宗頤,當時饒宗頤謙遜地說:“我的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中山大學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根柢,加上西方治學門徑,是饒宗頤通往學術殿堂的 秘鑰 ”。陳偉武認為,更可貴的是,饒宗頤治學的立足點很高,又從不盲目崇信前輩學者的論斷。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掛牌成立,期頤之年的饒宗頤專程自香港蒞臨廣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禮。

    陳偉武說,到目前為止,海內外已相繼成立20多家“饒學”研究機構。在他看來,饒宗頤有著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經歷與驚人天賦,他用學術滋養藝術,又用藝術反哺學問,互相促進發展,“他的個人成就是不可復制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饒先生留下來的精神財富為學術發展的影響還將不斷凸顯”。
    提三重證據法 對學術影響很大
    “我曾在饒宗頤先生身邊有幾十個月的工作,他對我的治學研究影響很大。”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憲通與饒宗頤教授曾開展合作研究持續兩年多時間。
    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后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
    昨日,曾憲通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說,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他赴香港中文大學任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副研究員,與饒宗頤教授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獻,合著《云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和《楚帛書》三部著作。前兩部被譽為研究秦簡日書及振興中國鐘律學的奠基之作,后一種則是楚帛書出土40年來最新成果的匯集和全面總結,對推動楚帛書的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他回憶,當時陪同饒宗頤先生歷時3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
    曾憲通認為,饒宗頤先生在學術上最大貢獻之一是,他提出“出土物品之文字記錄,其為直接史料,價值更高,尤應強調它的重要性”。曾憲通說,“根據出土的文物進行研究,是對古史研究的重建,這是21世紀新文藝復興的重要表現。”

國務院參事室

主任:王仲偉
副主任:王衛民趙冰張彥通

中央文史研究館

館長:袁行霈 館長致辭
副館長:馮遠

參事 館員 特約研究員

所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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